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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今，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謀得的財富，就是不義之財，這跟偷盜沒有什么兩樣，甚至更惡。 “仇官、“仇富”的社會心理是怎樣產生的呢？“仇官”的背后是官民矛盾；“仇富”背后是勞資矛盾，如果是靠權力發(fā)財的，也是官民矛盾。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某些官員的為所欲為。為什么一些官員能夠為所欲為？這后面就有制度性原因：權力不受制衡。當然，資本過度肆虐，其背后也有一個資本不被駕馭的制度。 在這種制度下，權力的擴張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成為社會強勢，這種強勢為了保持和擴大既得利益，就阻礙社會合理流動，于是就出現了“官二代”、“富二代”和“窮二代”。“仇官、“仇富”的社會心理就是這樣形成的。“仇官”、“仇富”會加劇社會震動，表現為規(guī)模不斷擴大、數量日益增多的群體事件。 “階層流動”需要新思維 要解決中國的社會穩(wěn)定問題，就得制衡權力，駕馭資本。而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，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體系，這就是現代民主制度體系 新京報：你曾談到，階層固化會影響社會穩(wěn)定，那么，怎樣保持社會穩(wěn)定呢？最近兩年，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穩(wěn)定，一再提出加強社會管理，又會產生怎樣的效果？ 楊繼繩：誰都希望穩(wěn)定，誰都不希望動蕩，關鍵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穩(wěn)定。 通過改革，原來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許多權力，正在向各種利益集團、自治團體以及獨立承擔風險的個體身上轉移。因此，社會穩(wěn)定的支撐力量也開始分散。 這樣，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，而在協(xié)調和規(guī)范。政府要把不同階層的利益協(xié)調起來，要創(chuàng)造各種條件使各階層溝通、協(xié)商和妥協(xié)，政府規(guī)范市場，創(chuàng)造公平的競爭環(huán)境，并在市場失效的環(huán)節(jié)和場合顯示政府的作用。 其中，保證社會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職責。利益多元化以后，要允許各種利益主體表達自己的意見，這樣才能相互溝通，通過溝通達到理解、協(xié)商和妥協(xié)。大眾傳播媒介是重要的溝通渠道，保持這個渠道暢通無阻，就是保持社會穩(wěn)定的必要條件。 新京報：很多底層民眾缺乏利益表達渠道，這恐怕不利于維持社會和諧穩(wěn)定吧？ 楊繼繩：是的。如果堵塞言路，各個社會群體無法表達自己的訴求，不同階層之間缺乏溝通渠道，這當然是造成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。言路不暢，只好通過群體事件這樣激烈的方式來表達訴求。 現在有些地方政府花錢,不是解決影響穩(wěn)定的社會問題，而是用來阻止和打擊老百姓上訪。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精力“截訪”,私人辦的“保安公司”就應運而生。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簽訂合同,通過暴力強制，限制上訪者自由并押送返鄉(xiāng)，向地方政府收取傭金。 新京報：如你所言，僅僅采用社會控制的手段來維持穩(wěn)定并不足取。那么，應當怎樣保持社會穩(wěn)定呢？ 楊繼繩：現在的情況是，高壓鍋里壓力正在增加，你是慢慢放氣呢，還是再擰螺絲呢？如果采取傳統(tǒng)的穩(wěn)定思維，就是擰螺絲，如果采取新的穩(wěn)定思維，就是放氣減壓。擰螺絲可能暫時穩(wěn)定，到一定時候可能就要爆炸了，所以還是要減壓，即采取向低層傾斜的再分配政策，減弱不平等程度等。 當然，放氣減壓也只是暫時措施。最根本的是要釜底抽薪，從制度上解決社會不公問題。 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：公權部門尚未得到有效的約束與制衡，資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監(jiān)管與駕馭。這樣，不斷擴張的行政權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資本，共同施壓于普通大眾。這是社會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，也是當今一切問題的淵藪。 所以，要解決中國的社會穩(wěn)定問題，就要將公權部門和資本力量納入到更為有效的監(jiān)管體系之中。而制衡公權和駕馭資本，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體系，這就是現代民主制度體系。 本報時事訪談員 張弘（新京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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