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書的女兒,包裹里是她剛剛完成的碩士畢業(yè)論文——《母親的故事:一個下崗女工的社會互動和自我建構》。
“哎呀,這孩子寫我干嗎?”看到封面上的標題,李桂珍在心里嘀咕了一下,但又好奇女兒到底怎么看自己。她飯也不吃了,坐在沙發(fā)上開始翻看,文章很長,里面還有許多“深奧枯燥”的詞,但看著看著,淚水開始漫上來。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個城市的中學里擔任宿舍管理員。這個總是窩在角落里拖地、洗校服、刷球鞋的中年女人,曾是當?shù)匾患掖笮蛙姽S里的播音員,就連附近鄉(xiāng)鎮(zhèn)的村民都聽過她的聲音。 即使在那個生命中最“輝煌”的階段,廠志里關于李桂珍的介紹也只有短短12個字:“有播音員1人,每天播音3次”,名字都沒有提起。如今,她只是社會底層一個不起眼的下崗女工,但25歲的女兒花了兩年多時間,用4萬多字,把她寫在自己的畢業(yè)論文里。 母親是一個柔弱的個體,大千世界中一顆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著坑坑洼洼的砂石路,車開進一個人煙稀少的山溝,最后停在一塊三角形的空地上。 李桂珍下了車,看上去興致不錯。她指著前方說:“這就是我們工會,那個是舞廳,那個是電影棚,我的廣播室就在電影棚上面。” 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,只有一片爛泥地和荒蕪的雜草。遠處是幾排低矮而整齊的紅色磚房,窗戶玻璃支棱著凌厲的尖角,里面黑洞洞的,早已無人居住??衫罟鹫浜屯械膸讉€人對著這片廢墟,聊得很起勁。 這一幕讓站在旁邊的女兒蔣易澄感到好奇。當時,這個云南大學傳播學專業(yè)的研究生正在準備自己的碩士畢業(yè)論文,她要研究“三線工廠”職工的集體記憶。此次回老家參加父輩們的聚會,是田野調(diào)查的一部分。 蔣易澄是標準的“三線子弟”,她的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姨媽舅舅都屬于一個代號叫“國營七礦”的鈾礦冶煉工廠。1970年代,他們響應支援 三線建設的號召,從全國各地來到這個距離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溝,把這里逐漸建設成一個擁有糧店、百貨店、學校,甚至舞廳和燈光球場的山中“小社會”。 李桂珍和蔣易澄腳下的這塊三角地,曾是整個礦區(qū)的中心。“七礦”最輝煌的時候,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、生活。1990年代末,國有企業(yè)改革,“七礦”宣布破產(chǎn),李桂珍買斷工齡下崗,職工接連離開礦山自謀生路。如今,整座工廠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。 雖然成為單位“甩掉的包袱”,但提起“七礦”,李桂珍仍掩飾不住自豪,“原子彈爆炸我們是作了貢獻的!”她總喜歡對外人這么說。此次女兒回老家采訪三線建設的事,她跑前跑后幫忙聯(lián)系老同事,帶女兒去退休人員安置點,讓那些老人講講“采掘隊大干多少天”的輝煌記憶。 蔣易澄最初并沒有注意到母親有些反常的舉動。對她來說,母親只是自己眾多采訪對象中的一個。但母親在聚會中不同于平時的表現(xiàn),讓她開始好奇,為 什么在家里有點敏感、一度不愛與外界接觸的母親,重回“七礦”后那么開心、健談?她在那里到底經(jīng)歷過什么樣的時光,離開礦山后又遭遇過什么打擊? 盡管和母親朝夕相處25年,但這些問題她并不太了解。 回到學校后,蔣易澄去導師的辦公室里匯報論文進展。聊天時,她無意中提到母親下崗后爭取權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變化。坐在對面的導師聽了眼睛一亮:“這反映了人的自我認知的發(fā)展。”導師推薦她回去讀讀美國學者喬治·米德的《心靈、自我與社會》這本書。 “人的心靈和自我完全是社會的產(chǎn)物。”書里有這樣的論斷。 蔣易澄開始重新審視這個最熟悉的采訪對象。“母親是一個柔弱的個體,大千世界中一顆毫不起眼的微粒,但為什么此刻看她竟覺得她如此強大?如果時代洪流總是將人左右,讓人無奈,但人也是可以反抗、適應和改變的。”她在論文中寫道。 這個年輕姑娘意識到,自己本來要探尋的“七礦”發(fā)展、變遷歷程,其實早就與母親的命運交織在一起。但蔣易澄并沒有告訴母親,自己論文中的主角已經(jīng)換成了她。 那下覺得“啊嘛太幸福了”,后來才知道生活不是這樣的 下崗后李桂珍一直四處打工,她開過餐館,賣過雜貨,給別人織過毛衣,當過清潔工。一天忙完,只有在回憶時才能成為往事的女主角—— 那是李桂珍最舒心的一段時光。20歲接父親的班,在中央直屬企業(yè)里當播音員,掙得比地方上多,穿得也時髦:下面一條緊身氨綸褲,上面是鴨蛋綠的長款西服,頭發(fā)高高地盤起來,“還是挺好看的”。 廠里的年輕小伙子開始行動了。那個年代追女孩的方式還算樸素,有忙著給她占座的,有搶著幫她抬水泥的,還有把存折拿給她看的,但他們最后都輸給 蔣易澄的奶奶。奶奶每天早上守在自家窗口前等著李桂珍經(jīng)過,招呼她進屋吃早點。不知道吃了多少碗有荷包蛋的面條后,這個廠子里眾人矚目的姑娘成了她的兒媳 婦。 李桂珍說自己和蔣易澄的爸爸一見鐘情。相親時,他打扮得像個牛仔,跟廠里那些下井工人很不一樣。他是駕駛員,開了輛天藍色的汽車,斯洛伐克進口,據(jù)說全云南只有10輛,經(jīng)常帶著李桂珍出去兜風。 “那下覺得‘啊嘛太幸福了’,后來才知道生活不是這樣的。”李桂珍苦笑著說。 改變首先是從蔣易澄出生后開始的。廣播室“一個釘子一個眼”,播音時間是固定的,遲到一分鐘,全礦都知道了。李桂珍只能給領導打報告,離開廣播 室,去辦公室當打字員。到女兒3歲,該送幼兒園了,可礦區(qū)的老師怕鈾輻射,走得沒剩下幾個。沒辦法,李桂珍辦了停薪留職,陪女兒去市里上幼兒園。那時她才 26歲。 家里少了一個人的收入,頓時有些捉襟見肘。年輕的李桂珍也不習慣當閑人,她在公園旁租了間房子開飯館,鋪面不大,只有五六張桌子,獨創(chuàng)的清蒸鴿子這道菜在當?shù)仡H受歡迎??珊脦状沃形缑ν晟猓仡^一看,女兒不見了。 李桂珍“像瘋?cè)艘粯?rdquo;沖出飯館滿世界找。她問路旁賣冰激凌的:“大媽你有沒有看見我家姑娘?”問街邊賣燒烤的:“大姐,有沒有看見我姑娘?”誰也沒看見。正哭得稀里嘩啦,飯館里的小工追出來:“老板娘老板娘,孩子在被子后面睡著了。” 擔心孩子有一天真會丟,李桂珍把飯館關了。 “得到這樣就必須放棄那樣。”20多年后,李桂珍說得輕描淡寫。她剛在廚房里忙乎完,做的是黃燜雞,曾經(jīng)的招牌菜之一,雞肉又嫩又入味。如果飯館繼續(xù)開下去,她應該是個好廚師。 “女人嘛。”她用這3個字結束感慨??捎幸患率钦婧蠡诹耍畠?個月大時她參加成人高考,錄取通知書來了,可孩子吃著奶,丈夫又老出差,考慮幾天,她最終沒有去學校報到。 “我沒有辦法,自己放棄了嘛。如果那時把文憑讀出來,我就不是今天這樣子了,就不會走下崗這條路了。”李桂珍的聲音低沉下來。 這件事蔣易澄不止一次聽母親講過。準備論文時,她在廠志里找到了印證:“著重對青壯年職工進行培訓……送大專院校系統(tǒng)培訓10人。”蔣易澄在那行字底下畫了個箭頭,用藍色熒光筆在空白處寫道:“媽媽成人高考的遺憾。” 可她一度對這件事有些反感。母親說多了,她有時忍不住回嘴:“哎呀你別講了,煩得很!” “她總講‘為了你犧牲很多’,我心里就會不爽,干嘛老怪我?后來理解了,她有她的無奈,這個對她太重要了,她就是因為沒有文憑被別人看不起、被各種‘卡’,所以她才不斷強調(diào)讓我接受教育,成為人上人。”蔣易澄說。 寫畢業(yè)論文的這兩年多里,蔣易澄學會了寬容與傾聽。她采訪自己的家人,聽他們一遍一遍講過去的事情,盡管很多講述與她的論文沒什么關系。在退休人員安置點采訪完,她給那些獨居的老人拍照,之后專程送過去。 “人沒有那么多時間去傾聽,另一方面,甚至也沒有那么多人愿意講,訴說了以后又怎么樣,現(xiàn)實狀況還是沒有改變,所以干脆選擇不說。”她的聲音有 些低落,“有這個機會讓他們能訴說,也挺好的。雖然我聽得太多了,不覺得稀奇,但是總有人不知道吧,總有人會想聽聽他們的聲音吧。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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